毛振华控诉的东北营商环境 年年振兴何日成真？

中企资料图

　　毛振华控诉背后是东北的营商环境，好比局长定好了，处长没跟上　

　　毛振华投下的这块巨石影响的不仅仅是亚布力，更是东北三省的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严凯   

　　毛振华或许不会想到，他的“控诉”就像一块巨石砸向平静的湖面，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投下的这块巨石影响的不仅仅是亚布力，更是东北三省的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这对东北三省的营商环境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创。而这背后，则是另一个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话题——东北振兴。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在看到毛振华的视频后的第一反应是，“他（毛振华）肯定是憋的实在受不了了，要不然以他的身份不至于如此。”

　　梁启东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称：黑龙江省政府建立管委会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在没管委会之前当地的滑雪市场更为混乱。”梁启东说，“问题就出在管委会没有管好，不仅没管好，还自己开了家滑雪场。”

　　事实上，在梁启东看来，近两年来，东北三省的营商环境比过去改进了很多。“硬环境方面，比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发展很快。”但梁启东认为：东北的“软环境”跟不上。

　　所谓软环境指的是指相对于硬环境而言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务、政策、法制、市场与人文等环境。

　　梁启东认为，东三省在营造营商“硬环境”上已经得到改善，但毛振华所控诉的“软环境”却跟不上，这成为了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在的状况就好比‘局长’定好了，‘处长’没跟上，软环境最根本的是干部问题。”梁启东说。

　　强政府和弱企业

　　毛振华在亚布力的遭遇只是众多在东北投资的企业家的缩影。

　　2016年底，有报道称，2012年1月，房地产商袁春艳从上海回到家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东京城，与当地林业局签订了《棚户区改造协议书》。

　　前期，袁春艳的公司在拆迁、基建上投入了5000万资金。但后来林业局突然告知棚户区改造项目黄了，要以商业开发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无奈之下，袁春艳对征用的2.48万平方米土地交纳了出让金、契税968万元。

　　一位浙江制造业企业老板也曾向本刊记者倾诉过自己在东北投资的遭遇。十多年前，他的那次投资差点让他“血本无归”。

　　“当时招商的条件特别好，各种优惠，但当我真正在那里投资了之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上一口。”上述企业老板称。

　　时至今日，他对去东北投资都退避三舍。

　　在东北遭遇“最黑暗日子”的并不止毛振华。但他们遭遇的背后，一次次让人们想起“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也让原本就备受诟病的东北营商环境再遭重创。

　　“政企不分，管委会兼具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功能；政府对微观主体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梁启东认为，东北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说到底，东北存在强政府、弱企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该如何振兴？

　　年年“振兴”何日成真？

　　东北的营商环境直接决定了东北能否振兴。自2003年以来，国家在顶层设计方面一直在扶持东北振兴，各种振兴方案也相继出台，但时至今日，东北三省的GDP仍然排名倒数，经济未见有大起色。

　　“东北能否振兴”，这一次，毛振华再次激起了这个话题。

　　2003年10月，国务院第一次出台振兴东北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又称为11号文件。其核心要求推进东北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市场导向。

　　不久之后，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决定成立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

　　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审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专项规划、重大问题和有关法规；研究审议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政策建议，协调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随后，有关振兴东北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台。2004年4月2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三定”方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式成立。三年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

　　政策的倾斜给东北地区的经济环境注入了一管强心剂。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

　　这十年间，东三省再度成为中国工业的代名词。

　　但繁荣的表象在2013年日渐凋零，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后五位，滑出经济“合理”区间，东北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产业冬季。

　　面对惨淡境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举行的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感慨，“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

　　掣肘东三省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在“公一色”所有制结构和“工一色”产业结构体制下，冗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逐渐成为了压在东北国企头上的“三座大山”。

　　2015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吉林调研时曾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还强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但在体制机制弊端难以破除的背景下，东北似乎陷入了一个“危机——振兴——再危机——再振兴”的恶性循环。

　　除了体制机制外，人口流失严重是东北经济振兴乏力的另一重要现实原因。官方数据显示，从2000-2010年，十年间东北净流出180万人。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其中黑龙江生育率为1.03、吉林为1.03、辽宁为1.0。

　　为了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局面，近年来整个东北地区都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努力：辽宁省出台了全国第一个《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黑龙江省已取消或下放省级行政权力942项、权力清单精简71.2%；吉林省的省级非行政许可项目实现“零审批”，审批时限整体压缩50%。

　　2016年4月，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面振兴。

　　这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全面启动。